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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金融危机,佛教可以做些什么?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09-02-14 16:05:18 来源:互联网 人气:

面对金融危机,佛教可以做些什么?


金融危机下全球多名富豪自杀:

2009年1月5日,德国第5大富豪阿道夫?默克勒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他的商业帝国陷入了财政困境,默克勒不堪投资失败、资产大幅缩水,扑向一辆疾驶而来的火车卧轨自杀。

2009年1月5日,美国地产大亨史蒂文?古德5日清晨被发现在芝加哥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开枪自杀身亡。

2008年12月23日,65岁的知名法国基金经理蒂里?德拉维莱切特因深受麦道夫诈骗案所害,蒙受巨额损失而选择在纽约的办公室割腕自杀。

2008年9月25日,英国白金汉郡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的47岁首席运营官科克?斯蒂芬森在塔普罗车站被一辆火车撞死,法庭裁决认为他死于自杀。

 

中国企业家自杀不完全纪录:
2008年3月13日,华县知名企业家——陕西华乾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段民乾自杀身亡,疑因心理压力过大所致。

他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地点位于距华县十几公里的渭南市火葬场附近。陕西华乾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下设植物提炼厂、面粉厂及粮油贸易公司,产品远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2007年4月初公司的青蒿素生产线第五车间,爆炸造成1人失踪,十余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赔付量特别大。段民乾离世时50多岁,留有一双儿女。

2007年8月11日,广东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老板张树鸿因所产玩具在美国检出含铅超标而被召回,在自己工厂的仓库一角自缢身亡。8月2日,美国美泰公司下属的费雪公司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提出自愿召回约96.7万件中国生产的儿童玩具,这些玩具涉及到从4月19日到7月6日生产的83种产品,其中包括广受欢迎的卡通人物瘙痒娃娃和小探险家朵拉。而此次被召回玩具的生产企业即为利达公司,该公司与美国美泰公司已有10多年的合作关系,召回原因是部分产品的油漆金属铅超标。

由于事发突然,包括老板张树鸿在内的管理层,都措手不及,不知所措。他表示,根据估计,这次事件中被召回的96.7万件玩具从召回到赔偿损失,大约要负担3000多万美元。同时,中国国家质量监督管理总局暂停了利达公司的产品出口。公司仓库里所积压的产品价值至少几千万元,同时大批的货柜至今仍被扣押在港口。奋斗几十年,这样的结果是老板所难以承受的。

2006年10月31日,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裘祖贻在家中上吊自杀。从裘的遗书中可以看出,他的自杀和药厂陷入困境有很大的关系。华源生产的欣弗出事后,厂方要以高出出厂价近20倍的竞标价召回产品。

知情人士透露,在裘祖贻自杀的当天,有来自黑龙江的“欣弗”问题药受害者家属到华源药业要求赔偿,并且点名要裘祖贻出面解决问题。公司工作人员拨打裘祖贻的手机告诉他此事,但是裘祖贻一直没有露面,后来再拨打他的手机便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晚上,有员工发现裘祖贻的办公室反锁着门,把门打开后发现,他已经在里面自杀身亡。

因为问题“欣弗”已经导致了全国10余人的死亡。裘祖贻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据介绍,裘祖贻嘴边常常挂着这样一句话:“以产品质量赢得市场,质量第一,质量至上,把质量作为市场制胜的法宝。”他还制定了诸如“质量买断制”、“质量责任追究制”、“产品出厂许可证制”等一系列质量保证措施,要求公司上下对于产品出现的质量问题,要一查到底,一追到头,不放过蛛丝马迹。可是言易而行难,最后还是质量问题给了裘祖贻致命一击。“欣弗”事件曝光后,他的质量宣言顿时成为笑柄,他自己更是难逃身败名裂的命运。

2005年1月13日,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庆斌跳楼身亡。同时该公司存在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3亿余元资金也“不翼而飞”。因为公司存在银行的资金不明去向,不少人便把赵总的死亡和这一事件联系在一起。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2001年8月,辰能公司成立后,便在河松街中行的前身新兴分理处开立了企业账户,而身为总经理的赵庆斌与出逃者高山过从甚密。1月13日,赵庆斌邀约了四五个好友在当地某宾馆吃饭,大约10点左右离开。席间,有人谈及了高山携款出逃一事,赵则闪烁其辞,不愿意过多评价。据称,赵神情落寞,情绪低落。朋友们都怕其出事,坚持要送其回家,但被赵婉拒。

49岁的赵庆斌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黑龙江电力开发公司处长,现任黑龙江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理、辰能总经理、牡丹江发博药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并曾担任上市公司龙电电力的监事。历经曲折的哈药集团重组,如今因股东方之一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辰能公司”)突起风波而再生变数。

2005年1月3日,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ST金花副董事长徐凯在西安某酒店上吊自杀,终年56岁。

2003年《新财富》杂志曾以拥有8.8亿元财富,将徐凯列入中国400富人榜第98名。凯感情生活一直不顺利,他近一年一直在广州工作,回来后就一个人住在酒店里,孤苦伶仃。尤其在年关的时候,看到别人喜气洋洋,自己孤苦一人住在酒店,“每逢佳节倍思亲”,难免情绪有所波动。

据介绍,由于常年一人在外辛苦劳累,徐凯身上有多达五种慢性病。而在12月30日,徐凯自己身体不适,到西京医院检查,医生要求住院,但他没住。2005年1月1日中午又去医院,回到酒店大概晚上7时左右,以后进房间就再未出来,后面就发现了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一幕。

关于徐凯8.8亿元身价一事,这位人士说,可能是按金花集团其拥有的20%股份计算出来的,这并不代表现实财富。按照国家法律,徐凯的儿女和孙子可依法得到遗产。

2005年1月1日,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从四层楼跳下死亡,年仅52岁。

警方在现场勘察时,发现了赵本人书写的一封遗书,主要说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借了朋友一些钱,不要说兑现当时约定的利息,就是本钱也无法归还,上门讨债的人很多等等。“他陷入了盲目重型化、多元化的陷阱,乱投资,几个主要企业互不关联,且大多处于宏观调控范畴,所以资金链断了。”有人这样评价赵恩龙和他的民营企业集团。

运城市建设银行公司部一位工作人员称“赵恩龙在建设银行大约有一个亿左右的贷款”。

一位接近内情的人士透露:由于银行每年的12月25号左右开始总结算,赵恩龙所借银行的巨额贷款到期无法归还,在多方协调下,各方达成一个口头协议:由赵恩龙出面,筹措款项先归还银行贷款,在平帐后,银行再将这些款项按“新增贷款”的方式贷给赵恩龙,然后赵再还给借款单位。

但是,当赵恩龙多方筹款并将相应款项打入银行后,银行却未能按口头约定的将钱重新贷给赵恩龙。在多方催逼下,赵恩龙选择了以死了断。

2003年9月7日,拥有超过10亿资产的“河南首富”——黄河集团老总乔金岭上吊身亡。

二00二年,乔金岭以一点二亿美元的资产排名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的五十八位,有“河南首富”之称。乔金岭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任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和长葛市人大副主任。

长葛市府官员向记者独家透露,乔自杀的真正原因是经济债务纠纷。乔金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创业的一个合伙人,在脱离黄河实业集团后,于一九八六年以他和乔等四人名义在郑州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在辽宁借款一亿元人民币到海南搞房地产开发,后来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一亿元灰飞烟灭。

2003年6月23日,浙江东方集团副总经理朱云龙在办公室里自杀身亡。

朱云龙,男,43岁,担任东方集团副总职位多年。目前披露的消息是——6月23日上午,集团的两名工作人员发现其在自己的办公室自杀身亡。

有消息说朱云龙结束生命的方式是“上吊”。

杭州一家媒体分析朱云龙自杀动机有两种主要的意见:一种说法是朱云龙因为在公司的一些利益争斗中长期处于下风又申诉无望;另一种说法是东方集团的当家人——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滕增寿在接受采访时说,朱云龙精神长期抑郁,自杀可能与此有关。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该集团光副总经理就有20多人,而朱云龙在其中的作用已开始淡化。朱云龙担任副总经理的位置已经多年,但是其原来级别比他低的一个员工,却已经在一些决策人士的提拔下,担任了温州某县副县级领导职务。该人士讲,这件事情对朱云龙的刺激也非常大。

 

应对措施: 

2008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市市长彭博在纽约市立图书馆举行“联合宗教早餐会”,邀请佛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及印度教的350多位代表参加,共同讨论“宗教如何安抚民众不安的心”。

2008年12月23日下午,江苏省盐城市民宗局召开宗教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就如何帮助市区中小型企业主信众树立信心、克服困难、振奋精神,正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座谈,分析了当前市区宗教信众经营的企业所面临的形势,研究和探讨了解决的办法和途径。

编者的话:

 

金融危机以来,每天都看到许多负面的新闻。金融风暴,让太多的生命迷失,好象应得一切都再也无法支持…但自杀是解脱吗?放弃会被体谅吗?

这些放弃生命的富翁们财产再如何缩水,他们物质的拥有仍然超出常人多多。让他们绝望的显然并不是生活本身,那么他们绝望的又是什么?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专家观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本站特邀请评论员刘元春教授:我们需要用信仰呼唤迷失!

面对金融危机,我们从隔岸观火到感同身受、从局外人到当事人,可谓“同体大悲”了。翻看网络评议,关于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多数归为金融经济层面的“发展模式”、“信贷制度”等等上面。至于诸多富翁因而自杀,也多是谴责者多,同情者少。

的确,金融危机的发生,诸多原因,富翁破产也有其“商业运作”的失误。但是,根本原因,不如说是人类内在精神沦落、按照佛法所说就是人类贪嗔痴毒化的必然结果。西方社会一直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这是普世的价值追求,是应当充分保障的。不过,任何生命个体,佛教所谓的众生,都应当享受这种“天赋”,而不能只有华尔街的“精英们”独享他们的所谓“创新成果”。恰恰相反,诸多“麦道夫们”处心积虑的玩弄数字游戏,将无数人的血汗演变成了富翁们穷奢极欲的挥霍,从不顾忌别人的权利和未来。最终,当他们伤害无数人的同时也必将导致自己的毁灭。这就是任何人不能逾越的因果定律。

也就是说,当我们放弃生命终极追求的时候,当我们缺乏起码道德禁忌和心灵敬畏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缺失人生神圣信仰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生命价值就难免在精神沦落中变异乃至消亡。所以,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灾难,我们需要用信仰呼唤迷失!

信仰教化的关键在于“面向明天”而“把握今天”。今天的你我,如何在反思中看清因果,如何在理性中思考明天。我们不能陷入轮回的流转,而是敢于在流转中提升,超越以往的沉沦。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神圣的定位和目标,而这个目标的确立将有助于社会群体的和谐和生命网络的共生。如果我们能够淡化个人私欲,给予别人以多些关爱和体谅,就会得到更多的清明和安祥,就会拥有生命的尊严和神圣。

让我们彼此的心灵相拥,让我们生命的热力相熔!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及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站特约评论员何建明教授:人生所求与宗教


对于那些已经拥有了功名利禄的人,对于那些曾经有过而今失去功名利禄的人,对于那些仍在苦苦追求功名利禄的人,都在追寻同一个问题:“人生何求?”

前几年,每到四、五月间,北京的几个最著名的高校,年年都在这个时间发生“前赴后继”的大学生跳楼自杀事件,以至于每年到了四、五月间就成了各高校防犯大学生自杀的关键点。记得当时我曾在多个场合下说过:“以后可能该教师跳楼了。”结果不出所料,零八年大学生跳楼是减少了,却发生了更为令人震惊的大学教师自杀和学生杀教师的事件。

近日刚收到一位台湾宗教界友人用电邮传来的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在美国商界非常成功的华人女企业家,住在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海边别墅里,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好多年没有见面的高中时候的同学打来的电话,说要来美国开会,刚好就在这个城市,希望能来看望老同学,叙叙旧。女企业家开了一辆高档的宝马车去机场接老同学,希望能到自己家里好好地多呆上几天。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到了老同学家里后发现,这真是一栋好气派的洋房。四周是一片翠绿的大草坪,其中有散发着各种花香的花园、网球场和游泳池。在他家的车库里,除了到机场接机的那部车,还有一辆豪华轿车和一辆高级跑车。走进室内,有几十个房间,每间都挂着一些名贵的字画,展柜里所展示的中外艺术品真是琳琅满目。女企业家让老同学随便挑选哪个房间。安顿好了以后,老同学问到家人可好?女企业家脸色一沉,黯然伤神地说:“他们都走了。”“先生呢?”“他有外遇,离开很久了。”“孩子呢?”“他们大了,有自己的理想,搬到别的城市去居住了。”老同学也感觉悲伤,女企业家接着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穷得就只剩下钱了。”

这又让我想起丰子恺谈弘一大师出家所说的话。他说,人生本有三层楼,最下面一层是追求物质,满足物欲;再上一层是追求精神,满足精神享受;最上一层是信仰宗教,追求人生的超越境界。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是停留在第一层楼,少部分人到了第二层楼,很少一部分到达第三层楼。弘一大师是到达第三层楼的人。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第一层楼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物欲横流中醉生梦死,享受当前;第二层楼的最高境界是在鲜花和掌声中享受当前的生死,第三层楼的最高境界则是在超越人生的功名利禄中了脱生死,进入永恒。

所以,对于那些财富和鲜花与掌声的追求者们来说,当他们曾经拥有了所要的一切而又突然失去时,自杀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他们追求上第三层楼,就不会选择放弃生命,而会选择超越生命,在悲智双运中实现人生的永恒价值。

其实,那些曾经的亿万巨富和文化创造者们,并非缺乏灵性,缺乏对人生第三层楼追求的本怀,而只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为功名利禄的诱惑所主宰。在这个世俗化加剧的社会里,人们往往淡忘了宗教、远离了宗教,甚至抛弃了宗教、把宗教看作是迷信。对宗教的远离,就是对人性的远离。发达的人生,必需的发达的灵性。完满的人生,离不开宗教的关怀。

当然,我们应当拥有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宗教,不再是所谓传统的、甚至落后的宗教。现代社会需要传统宗教的革新与恒顺众生。现代社会需要现代宗教人才的高素质与高要求。现代社会需要宗教文化的科学化、多元化与人性化的传播。如果这样,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与宗教结缘,越来越多的人会珍视生命,奉献人生。

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本站特约评论员李向平教授:宗教与金融危机的某些联想

金融危机了,不少大老板自杀了。人们想到了宗教。

这好像是一个习惯。宗教在中国社会,平时不会太受注意,一旦出现天灾人祸,人们才想到宗教。捐钱捐物,宗教似乎与天灾人祸结有不解之缘。眼下,全世界面对金融危机,而中国人很自然地又想到了宗教。

近日,我们看到美国纽约市市长彭博在纽约市立图书馆举行“联合宗教早餐会”,邀请佛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及印度教的350多位代表参加,共同讨论“宗教如何安抚民众不安的心”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也想到了宗教,想到了佛教。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要说明的是,美国宗教的社会功能,与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功能,因为国情不同,则是大相径庭的啊。美国社会中的宗教能够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而中国宗教只能在国家之后拾遗补缺。

这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中国社会功能本来就十分有限。面对社会事变,宗教的功能就更是如此。所以,宗教面对金融危机,宗教应当有什么作为?为金融危机的解决,宗教界应该做些什么?对此,我一时迷茫,不知所云。

宗教界应当如何安抚人心?开法会?做布施?崇拜、祈祷、弥散?为金融危机中的失利者实行心理按摩?理所当然,这是宗教界、佛教法师们的份内之事。

然而,在此之外,我静心想想,其中似乎也有些事情、问题值得反思。昨日偶然在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看到著名记者水均益对美国沃尔玛集团全球总裁李斯阁的高端采访,问及几十年来沃尔玛集团如何能够从一家小小零售店发展成为名列全球五十强的巨型连锁公司。

沃尔玛集团成功的经验非常简单,一句话,就是节俭,告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省钱,如何花更少的钱,买更多的东西。而沃尔玛集团所以的管理人员在几十年来,也从来没有说过让顾客多花钱这样的话,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在想方设法让顾客在沃尔玛的商场里省钱。为此,沃尔玛集团赢得了全球各地消费者的衷心喜爱与商业信任。

看到这里,既使人惊异,却又在意料之中。马克斯?韦伯曾经论证的清教徒精神,不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情,不就是节俭勤奋,省钱过日子的精神嘛。当然,沃尔玛集团所体现的,也许不一定就是清教徒的新教伦理精神,而是现代商业成功经营的基本原则。但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沃尔玛集团在全球的经营额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飙升,该集团也没有人失业,而他们的老板当然就不会去自杀了。

比较而言,中国人三十年来的经济成功,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国家发展经济与个人要发财的愿望得以高度整合双方刺激,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就不会去想想挣钱而省钱过日子的事理了。对经营者来说,那里有公司管理人员不想方设法让消费者为自己多花钱的便宜事?!即使有,这种人,可能很快就会被该公司的老板炒了鱿鱼。我自己也曾经为一些地方政府、佛教界做过一些宗教旅游的设计与规划,其指导思想就是如何把旅游者的钞票能够留下来,花越多的钱越好。而能挣会花,也是当下国人的一种基本心态。即使是时下里的金融危机,国人们也不见得会勒紧裤腰带,反而会以消费来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照样能挣会花。

就宗教界而言,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曾经是宗教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方便,政教双方均能从中获益。而宗教经济的发展,宗教消费的极端发展,常常还使人呈现有钱才能有信仰、有钱人的信仰更加虔诚的错觉。其道德精神、伦理规范,甚至还不如一个商业沃尔玛!眼下,面临金融危机,宗教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且不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但我们能够关注社会信仰与现代金融危机的关系吗?一种经济发展,缺少了信仰与精神、缺少了伦理与自省,早晚会发生危机的。而单纯伴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宗教本身,同样也会遭遇危机的。金融危机了,我们还有宗教在,抚慰人心、安定社会;如果金融与宗教都危机了,这个日子就无法过下去了。

实际上,中国佛教的价值理念、精神信仰,亦能够建构出人人自省自检、勤俭诚信的商业道德,使人畏惧果报信仰而挣好每一分钱,花好每一分钱的。远在平时,就能够建构一种省钱过日子的价值理念,惜福报恩;畏惧因果,建构一种佛教就是为穷人服务的信仰、普通大众的生活方式,进而建构一种功德共同体,得以分享共业。而在经济伦理层面,善知识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知足经济”(efficient economic),警示人们应当知足自足,而不去倡导那种过度的建设与过度的消费。当下里佛教界倡导的环保理念,应当就是一种很好的社会信仰,应当就是人们能够面对金融危机的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何必临时抱佛脚?危机之中才想起宗教呢!

诚然,危机时刻,宗教结合现代心理质询方法,整合各种道德资源,那倒是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的。现代人需要心理健康,需要情感安慰,也需要以信仰为纽带的精神团契,人际交通。
千万不要以为,在出了事情之后,才想起要把人聚集在寺庙或教堂里面,做做法事,祈祷上帝,或者是捐钱奉献,就算是宗教发挥功能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本站特约评论员成建华教授:金融危机下,佛教能做些什么?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工厂倒闭,公司破产,财富化为灰尽。悲观与失落,无助与绝望,导致那些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选择自杀终结自己的一生。这股由金融危机所导致的自杀潮,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自杀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严重的道德问题。一般自杀的成因,无外乎源于人生意义的匮乏,源于作为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合理性的丧失。从宗教的角度讲,自杀是不可取的,也是严令禁止的。基督教认为生命是上帝赐予的,自杀就是亵渎神灵,所以自杀罪不可赦。佛教也有同样的看法,佛教将自杀界定为“偷罗遮罪”,佛教反对一切神本思想、宿命论以及杀人或自杀升天的邪说,反对任何伤害和威胁生命的不道德行为。佛教认为生命是由父母给予的,自己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肉体生命。

从人性的角度看,佛教认为人是欲望的生命体,贪婪是人的基本特性,利益是驱使人性贪婪的原动力,所以任何制度与规则都避免不了人性的侵蚀。为了满足人的欲望,获取丰厚的财富,人的本能要求他们随顺游戏规则,相信遵循既定的制度,并在制度里力争上游,以获得更丰厚的奖赏。然而当危机来临新一轮洗牌开始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些人首当其冲,注定成了这种不健全制度和游戏规则的祭品。所以贪婪使人丧失理智和理性,无有节制的贪婪是驱使人走上绝路的真正原因。他们原本是这套制度的信奉者、鼓吹者和身体力行者,可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是,此次金融海啸如此凶猛,致使他们苦心经营获得的巨大财富付诸东流,一辈子所建立起来的财富王国顷刻崩塌,希望随之破灭。巨大的失落和生活上的落差,令其无法承受,精神崩溃,死亡成了他们的最后选择。真是呜呼哀哉!

那么,对于金融危机下的自杀问题,佛教能够为预防和干预自杀做些什么呢?佛教可以利用宗教优势和精神资源对自杀进行必要预防、干预和救助。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

首先佛教要利用自身的宗教资源和弘法利生的义举,倡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那些对生命价值观和生活意义丧失信心的人获得重建价值的合理性。帮助他们重新体验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帮助他们重新寻回生活下去的理由与根据。此外要借助佛教的教义教规,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净化人的内心,消除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迷乱、困惑和悲观情绪,教诫珍惜生命、积极进取,自我完善,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工作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家庭关系。其次,佛教可以通过具体的修习方法如禅定等,以帮助人们净化已丧失理性的心灵,正确引导陶冶情操,消除心中的痛苦和烦恼。再其次,佛教要积极开展慈善救助活动,借助宗教的号召力,协同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民间预防机构,及时预防和干预自杀行为,提高公众对自杀危害社会的认知和防治力度。对一些具有自杀倾向的人和自杀未遂者及时提供精神或心理救助,帮助他们消除精神创伤,化解心理危机,帮助他们恢复生存意志,重建生活信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本站特约评论员魏德东教授:企业家需要灵性资本

这个冬天特别冷。从去年秋天开始,就不时传来世界知名企业家自杀的消息。 这些自杀,表面上体现了人们的心理不堪重负,深层次反映的,是企业家在灵性资本方面的短缺。

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资本首先表现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前者指厂房、原材料、资金之类,后者指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后来,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指社会组织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等,颇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或曰他们的社会资本也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能够产生效益。 

过,对资本的分析并未到此终结。近些年来,宗教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越来越得到重视,这就是人的“灵性资本”,指的是人在信仰、宗教、终极价值目标方面的素养,关系到企业家、员工奋斗的原动力,以及人们在内心深处应对变迁与危机的能力。这些信仰层面的素质,也是一种资本,对经济活动的发展有着莫大的作用。灵性资本也可称为宗教资本、信念资本。这种资本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其意义会得到空前的体现。灵性资本的大小,对于企业家克服危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般说来,西方人的宗教活动比中国人要多,不过,在遇到今冬金融危机之时,很多人灵性资本的储备依然不足,悲剧不期而至。不同于其他资本类型,灵性资本的呈现往往特别隐晦,可以说看不见摸不着,也有人因此而忽视其作用。常常遇到一些意气风发的企业家、政客、教授等成功人士,说到信仰、宗教、精神之类的东西,往往不屑一顾,认为是扯淡,或者说是弱者的呓语。然而,往往就是这些人,在人生的历程中翻船。就在我熟悉的朋友中,近年来就有多位入监者,他们有的在商业经营中诈骗顾客资金,有的出卖高考试题,有的帮助熟人偷渡。他们都拥有极高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又都做了赔钱的买卖。深究其因,他们都具有信仰淡漠、缺乏敬畏的特点,这也许就是灵性资本不足的后果吧。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佛教是非常重要的灵性资本来源。就我亲身精力来说,最近就有2拨做老板的老同学恳请我带他们去雍和宫,并要找大师当面请教。感谢胡雪峰主持慈悲,老同学们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胡雪峰方丈说:“经济活动也是周期性的,有运势。现在运势不好,就休息休息好了。”我想接着胡方丈的话说一句,趁着经营冷清或者假期,正可以走走寺庙,补充我们的宗教知识。丰厚的灵性资本,将使我们终生受益。


中国佛学院副教授、北京市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佛教在线问佛专栏特约顾问理净法师:宗教对缓解心里压力及社会紧张的作用

自从2008年秋季发起的经济危急风暴已经吹遍全球,形成全球性国际经济危急,对全球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威胁,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企业都在快速萎缩,多少个企业和公司面临破产,甚至已经破产,成千上万的员工面临失业。这场经济危急给全球世界各国的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心灵都带来了具大打击,给全球的金融体制管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经济的发展标指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危急风暴首先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极大破坏,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人们的心灵上形成了极大的心里压力,使得不少企业家和金融人士走上了自杀以求心灵的解脱。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在这次经济危急中显得更为突出,让我们更深刻的意识到了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脆弱和渺小,在面临自然灾害和外在压力是多么的无助。

如果我们回头看看,这些自杀的企业家和金融界人士,就是经济危急带来再大的经济缩水,他们的物质所有和经济数额也要比普通老百姓多出无数倍,一样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可他们却选取择了自杀而不是平谈的生活。所以,人们的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仍然是亿万富瓮,但他们自己却已经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这就是当人们的心里压力加深到一定程度时,远远不是物质上的富有所能解决的了。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宗教理念和宗教精神就是最好的“心药”,所以宗教学也是人类世界最早的心理学。

在这场经济危急之中,有很多企业家和金融界人士由于心里压力的加重,而投身宗教和依靠宗教来解除自己心里上的压力。虽然看起来是“临时抱佛脚”,但如果我们能很好的运用和正确的引导,仍然能够抚平和解除他们心灵上的这种痛苦,缓解人们由于外在因素造成的心里压力。佛教是和谐、和平的宗教,最主重的就是人们心灵上的安慰,主张从精神上改变人们对外界物质上的追求,以达到心灵上的精神安宁。我们真诚的希望佛教的文化教育和佛教教义能安抚这次经济危急带给人们的心里压力,使得佛陀的教法能化解这场经济危急风暴,更多的人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佛教有很多引导和化解人们内心压力和恐惧的方法,通过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法来解除人们心灵上的痛苦,使人们在心灵上得最大的安慰和自在。每一个宗教都有自己的修行方法,目的都是为了净化人们的身心,让人们在心灵上得到安宁,在精神上得到升华,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不再因外境的好坏而诱导人们心里上的变化。佛教教人通过诵经、念佛、持咒、坐禅来破除人们对物质上的无穷尽追求,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完善人们的思想品德;通过佛教的祈祷方式和忏悔仪规来洗涤人们被名利所薰染了的心灵,解除贪嗔痴三毒带给人们的烦恼和苦难。


通过这次经济危急,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宗教对人类社会和谐的重要性,物质上的富裕根本不能完全使人们得到真正的幸福,唯有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富有时,人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有。佛教自印度诞生以来,传入东土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致以来都倡导和谐、友爱、善良、平等的理念,教育和引导人们要止恶扬善,发扬慈悲救人的精神。当人们在心灵上得到平等、知足时,物质上的贫困和缺乏显得为不足道,因为人们心灵上的知足和平等,这场经济危急的风暴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宗教的理念也许将成为这场经济危急的灵丹妙药,缓解人们在心里上的种种压力和恐惧,引导人们走向光明幸福的大道!

佛教在线问佛专栏特约顾问、山西小院冉少春居士:佛教因果观的普及利于社会人心稳定

佛教因果报应原理是佛教的基础,是影响作用一切事物的基本规律。佛教因果报应的原理历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三世的时空,其力量循环不息,延续作用。由此,佛教建立了五戒十善的理论,认为,行善得善报,作恶得恶报,一切事情皆有原因,一切事情也必有后果。佛教提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做事修行方法。

现代社会,这种因果报应的原理,大家普遍认识不清楚,认为只要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可以功成名就,建立辉煌事业。大家不明白这里面还有一个因果原理,在佛教的认识中,一个人过去世种下了善因,积下了福德,这就成为了一种力量,就会成为在现在世事业成功的原因。过去世种下了多少善因,积下了多少福德,今世就可以得到多少的果报,建立多大的事业。

现代社会的企业家不明白这个原理,不断树立远大的目标,不断的超越自我,实现越来越大的价值。我们看到前面介绍的这些企业家,事业都已经做的很大,还在追求更大的价值,悲剧开始出现了,这个追求的过程中断了,心里承受不了,于是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的压力,给家庭社会都造成了很深的负面影响。

如果这些企业家明白了因果原理,懂得了实事求是,适可而止,事业发展要量力而为,就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能够进一步了解布施修福,不断积累扩大自己的善因,那么就掌握了正确的事业观念,福德就会健康的循环起来,事业也会不断的发展壮大。


因此,佛教因果观念的建立推广,对于抚平现代社会焦虑的人心,对于家庭事业的和谐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是社会家庭人心的稳定剂。

唐密传灯阿阇黎、佛教在线问佛专栏特约顾问真圆法师:佛家四众不仅要自己读经汲取智慧,还要传达如来智慧给社会

众生的外向执着与心理失衡

众生的外向执着与心理失衡,其实从哲学角度言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关系被破坏,外向的追求基本是“色”,也就是纯粹的物质追求,不外乎金钱、地位、荣誉等;所谓心理失衡就是精神状态的消极化表现,也就是“心识”的消极化。我们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具体到自身就是肉体与灵魂的矛盾统一。

一个系统要维持其正常有序地发展就必须时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一旦失衡必然在行为和精神上出现偏颇,而当失衡的程度加剧的话,就会导致极端结果的产生,不言而喻这种极端结果会最终引致行为者的毁灭。西方历史上的几大文明的断传和失落究其实质无非是物质追求极度以至于精神追求萎缩,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平衡状态严重失和。

东方哲学体系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这种体系的哲学观乃宏观全息思考。比如我们祖宗四大发明的岁月,西方如今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可以说还在茹毛饮血。我们祖先如果发展当时的技术,那今天的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格局。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没有发展所谓科技?主要原因乃“天人合一”的哲学指导观。因为发展科技意味着不断改变环境,环境被改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反作用于人类,对人类的生存产生消极影响。

现代科技的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严重的负面效应,如诺贝尔发明了炸药,炸药成为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工具,现代化学工业对于河流的污染、生态的失衡、臭氧层的破坏等,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此后发展起来的原子武器、核武器如今世界的全部储存量可以消灭地球上全部生命四、五十次绰绰有余。

“天人合一”是一种全息观,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物质与精神的同步发展。这其实也是中华文明可以延续五千年以上而未中断的根本原因。物质追求是外向的,精神追求则是内向的,内外协调平衡就非常重要。因此在面对这样的内外失和的情况时,唯一可以矫正的积极措施就是“精神信仰”的形成和追求,否则就会出现分裂的结果。而从哲学观的真理性角度言,精神信仰依次就应该是儒、道和释教。

物质财富的拥有与生存危机

拥有物质财富照理不应该发生生存危机,毕竟在本来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上,由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物质财富的追求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当文明不断进化,人类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就当前而言还应该包括精神需求和社会适应良好等方面。既然拥有财富还有生存危机,那么危机大约是精神危机或者社会适应不良导致的,换言之人们在物质财富多余的同时却未能调整好自身心理、社会认知、人际关系等。

俗话说“乍富不知新受用,忒贫还是旧家风”,前半句大约就是物质财富突然拥有者(暴发户)的恰当说明。老百姓有还有句口头名言“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物质财富可以说是我们衣食住行不可或缺的,在某些场合可能缺一分钱事情也不能解决。而古圣人亦有言“饱暖思淫欲”,当人们拥有的物质财富正好可以满足衣食住行需求的时候,尚不会有所谓“精神追求”,而一旦手中财富聚多,积极的、消极的精神追求都会表现出来。由于众生本来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而同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由此产生了社会不平等感的人群开始居多,同时社会人群中一部分又流入了数千年来已经被新中国抛弃的古老行业。 如此社会的较大部分群体还在为温饱而奋斗的同时,少数的“先富起来”的人群消费带动了积极、消极的各种放松精神的所谓消费,同时被传统中华文化视为下九流的行业日益成为时兴行业,传统的精神体系如释、道、儒精神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可以说遭受到了空前的破坏,或者说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还没有一个社会精神凝聚体系的前提下,消极的精神追求便会产生不良心理影响,从个体到家庭以至于影响到整个社会。同时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撞击冲突都会引致人们精神追求的改变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改变。

如此现象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首先必须重建社会的精神价值体系,就中国国情而言,应该是重塑、辉煌释、道、儒文化。社会价值体系首先应该体现出平等性,体现人类的相互关心、支持和相互尊重。

比较东西方哲学,或许东方哲学比之西方哲学更能满足平等性要求。毕竟西方的文明,究其本质是建立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础上,不可谓其实质不是血淋淋的。尽管他们提倡人人平等,但是平等只能是抽象的平等,因为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相比可以说是狭隘的、微观的,因此衍生发展起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也未必符合宇宙规律和法则。而东方哲学的核心思想则是契合宇宙规律和法则的,比如佛家的“一合相”、《周易》的全息观等。依照东方哲学,阴阳必然有别、长幼必须有序、男女应该有别。如此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和谐精神就变得至为重要,释、道、儒文化的世界性弘扬也就益发显得必要了。

只有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才不会有财富的拥有和生存危机之矛盾。精神的积极升华会使人们将富余的财富用于社会其它人群的赈济,于富者而言获得了帮助他人的满足喜悦,于受助者言,渐少了生存困难的挣扎烦恼。佛家认为一切有情皆可成佛,那么赈济就是社会财富的平均再分配,这样可以理解为对将成佛者的供养。

西方的超前消费观念与东方的“家有余粮”式的消费观念所带来的不同人生态度

东西方消费观念的差别主要还是哲学文化差别引致的。国人的传统观念“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自然这
种观念根深蒂固地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因此讲究节约和勤俭致富。

在蒸汽机车革命之后至今,世界经济在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也逐渐为今天的虚拟经济之统治地位所取代。受经济主体格局变化的影响,消费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超前消费渐渐流行起来。人们寄希望于可以预期但是并不确定的未来财富,比较我们的传统消费模式,即所谓“寅吃卯粮”。一旦明天的变化并非今天所预计的,那经济打击带来的精神心理挫折和艰辛在某些人就难以承受,同时人际关系也会因此发生消极微妙变化,更有甚者,面对情境不知所措而选择逃避者大有人在,在人力及资源完全不能应对突然打击的时候选择自杀则也不足言乖了,这大约是本次经济危机自杀者的共同精神心理症结所在。

“居安思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但由于经济全球的一体化,国人的这种传统意识正在逐渐被外来思想所取代。当我们看到外来文化所引致的消极结果后,回归传统文化似乎成为必须的选择。簇新时兴者未必能引领潮流,守中持正者才能砥柱中流。要做到守中持正就必须具备良好的精神修为,而佛法乃至宗教不失为良策。

同样面对压力,对于一些能够亲近佛教的人,如何运用教义中的资粮化解由于欲望导致的诸多心病。
“万般皆不去惟有业随身”,无论我们富有抑或贫困,在我们的生命终结后没有什么可以带进棺材。这种观点导致两种行为结果,要么不看重名誉金钱地位,要么追求及时享乐。在佛家四众中,面对由于欲望导致的烦恼,会有积极的应对措施,因为贪、嗔、痴三毒乃我们一切烦恼的根源,要求得内心清净安谧,就学会舍得。正是我们不断追求的欲望使得我们日益利欲熏心,渐渐理智和道德良知便会沦丧,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去获得利欲的满足。有欲望就希望得到满足,一旦不能满足就会失落、挫折,失落挫折的情境下个体的精神状态可能良好吗?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可能和谐吗?答案显然是相悖的。古圣人有言“君子知天命”、百姓有言“君子不与命争”,看似消极其实蕴含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追求我们本不可能达到的目的,结果失败在所难免。

在佛家,我们的身、口、意无时不处会造业作罪,因此讲究守身、慎言、净意。守身实则君子大丈夫洁身自好,诚如夫子所教“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在修行人更注重落实到戒绝杀、盗、淫、妄、醉,因为行为的积极与否行为者都必须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积极与否的结果。慎言,凡言语出口事先经过大脑的思考,听到风便言雨是人云亦云缺乏主见,不明就里而自作聪明是愚昧无知,虚妄不实而言真有是蓄意欺瞒,恶意中伤则是魔心作怪,搬弄是非造谣生事是唯恐天下不乱,如此皆是小人行径。学佛了就该多读佛经不断汲取智慧,逐渐完善人格,逐渐过渡向大丈夫人格。净意,就是自净其意。我们的世界观乃由于我们自身如何衡量是非曲直,然这些更多以“我见”为标准,当我们放下自我,也就是放下了我见,我慢和偏见也就少了,自然智慧发生内心就日益平静。

宗教消解个人压力及社会紧张度的作用。

普通大众都很容易将宗教看成一种精神寄托,就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似乎这种态度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就佛教则认为是宗教失之偏颇。佛教实质是宇宙真理、智慧体系,是两种基础哲学观唯物和唯识的完美结合,更是指导我们解决生活、人生烦恼,实践佛陀法教的智慧指导体系,必须以我们明理后之行动行事为基本活动。

无论佛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主张仁爱、和谐思想,这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有积极意义,人类要正常生存发展就必须互相协作,而协作就必须相互尊重、爱护。佛教的慈悲喜舍四无量行,扩展开来就是六度万行,即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智慧(般若)。当我们面临人际关系的矛盾困扰,当我们遭遇事业挫折、失败,当我们因为情感遭遇失恋、离婚痛苦,当我们面对亲人的死伤,这个时候如果具备些微的智慧,都会表现出比较良好的应对行为,反之则陷身深重苦恼之中。

布施可以克服和对治我们的悭吝贪婪,其实按照大乘佛教的观点一切有情皆可成佛,那么布施其实就是对将来佛的供养,持这种心态,我们就不会因为布施别人而产生优越感,同时和他人相处可能会变得更融洽;持戒就是遵守各种行为守则,至少是遵纪守法。因为我们的言行思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点,如果我们的行为模式以利益他人和自己双利态度,那么就不会使他人受到损害,实则守戒就是智慧的表现。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大约就是要求我们的行为模式符合社会大众利益;忍辱才能负重,当我们将毁辱看成是完善我们人格的鞭策,那么毁辱就成了成就我们的力量,由此我们才能生起感恩之念,比如佛陀尚且感恩无明,佛家信众之忍辱精神实则是完善自身为人间大丈夫的必经过程。能因此而生起感恩心,我们还有瞋心吗?没有嗔恨人际关系是否会更容易?如此毁辱就是增加我们智慧的源泉;精进则是踏实努力丝毫不懈怠,一个勤奋的人最终必然收获多多,所谓“天道酬勤”;禅定,禅是智慧,定是消除杂念心无旁骛,也就是消除散乱,如此我们的身心就会更具精气神,面对生活大约就是“日日是好日”的心境了;智慧的逐渐增加必然渐少我们凡夫俗子的愚痴己见,具备智慧的人生就是乐哉乐哉的人生,邪见以及怪力乱神的东西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学佛就是不仅要明理更要落实慈悲喜舍到行为上,至少我以为真正能落实慈悲喜舍到生活的时时事事处处,那么我们将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如此夫复何来社会紧张、压力?

宗教从业人员如何在经融危机面对让急来抱佛脚者有归宿感?为金融危机中的失利者实行心理按摩?也让更多的人能被佛教的价值吸引,让千百年无数大德所积聚的思想智慧精华,福泽到有缘亲近到佛教的人?

除了佛教,其它宗教都具备智慧内涵,如此宗教从业人员就有责任和义务将其中的智慧通过自身的言行思散布到社会大众中,带动整个社会人群能逐渐渐少“我以为”之类的偏颇思想更多地汲取智慧去取舍判断自己的言行思,这样在经济危机诸如此类的挫折面前,大约不会手足无措了。人生最大的财富并非金钱,虽然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毕竟金钱不是万能的,而智慧可以说是万能的。而一切宇宙真理智慧的最高象征乃是佛教,如此佛家四众比丘、比丘尼、善男子、善女人就不仅要自己读经汲取智慧还要传达如来智慧给社会。

道德禁忌和心灵敬畏的建立

人类的道德体系相对来说是个严格的行为准则范畴,然则人类丧失对于天地、神灵图腾的敬畏时,道德禁忌就会被严重触犯,道德价值体系也就出现很大弹性伸缩甚至严重贬值。比如“大跃进”时代的所谓“人定胜天”就是丧失对于天地神明敬畏和对于物质偶像绝对敬畏的愚昧表现。古人云“举头三尺有神明”,然在我们从小接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中则“神明”被完全否决了,这样很多人都不相信有鬼神,也就不能兴起对于佛法或者宗教的信仰,即便信仰很多也是所谓精神寄托。

如果我们从哲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似乎从理论上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姑且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至少两种哲学基本都承认物质与精神是一对矛盾统一体,物质与精神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也可以互相转化。但是研究物质我们可以遵循现代科学的研究途径比如过程可操作、结果可观察、实验可重复,然精神是心灵活动,能否用研究物质的实证主义方式研究?至少从哲学角度是不可能的。比如梦是精神活动表现,如果操作一下、观察一下能否同样的梦再现?常识告诉我们根本不可能,尽管我们会有可能重复做一个内容相同的梦。如此一来,显然绝对的唯物主义是有瑕疵的,绝对的唯心主义也是不完满的。假设物质与精神可以转化,那么物质守恒、能量守恒等定律都会受到质疑。关于这点末学有密教学术论文,有兴趣者可以阅读http://www.tmfy.net.cn/showart.asp?id=13 。当我们接受了“万物皆有含识”的观点,似乎“神明”存在与否就不值得推敲了。难道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紫外线?我们的耳朵能听到超声波、低声波?道理相同。对于精神研究,请别动辄用诸如“请给我实证”之类的幼稚地违反哲学基本观点的论调来质疑。

没有敬畏就没有约束,没有约束就必然出现极端,极端往往是导致毁灭的。

佛法是人类应对各种物质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最佳良药,其它宗教也有相似功效,但毕竟境界不如佛教广博。比如某些宗教对于犯罪者根本不予忏悔就酷刑待之,某些宗教则给忏悔机会,代表万能的牧师等接受信众的忏悔,信众又干净了,而佛教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及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站特约评论员何建明教授:金融危机与佛教智慧

按照现代一般人的理解,金融危机与佛教之间应该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但是,仔细想想,我们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首先,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完全印证了佛教所力戒的“贪、嗔、痴”三毒之语。
依佛教的说法,人类的一切苦难,都是贪、嗔、痴之三大烦恼所造成的结果。追求物质利益贪得无厌,必然导致不择手段,最终自食苦果。企业家、银行家和金融投资家知法犯法,可以不顾一切地违规操作,最终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当然,对于大多数企业家、银行家和金融投资家来说,他们并不是一心想要搞跨全球金融系统,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益薰心,堕入了“无明”,忘记了起码的道德良心,丢掉了应有的社会责任。而对于大多数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明知不可能一本万利,却在金融泡沫中幻想着一本万利,不劳而获。这些都是贪、嗔、痴最典型的表现。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谈到这场金融危机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经济被严重消弱,这既是一些人贪婪和不负责任的结果,也是我们集体的失败”。

其次,佛教的智慧有助于世人克服金融危机。

佛教是智慧之学。佛教的根本理论是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盘寂静。诸行无常,说明世间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没有长盛不衰的经济周期,也没有永远正确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措施,一切都应当因时、因地、因事而进行客观的调整改革,而不是依人、依愿地进行主观的投机取巧。诸法无我,说明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彼此相互关联,不可能独存,因此不能够以牺牲他人来保全自己,而只能携手相助,共同面对困难,最终战胜危机。涅盘寂静,说明世间的一切众生都不能脱离生死之苦,只有努力克服“贪、嗔、痴”,避免起惑造业,才能出离生死之苦,获得人生的终极价值。全球金融危机虽然给人类带来生死之苦,但毕竟不是不可战胜的,这就需要人类拥有超越生死之精神,互相关爱,积极面对,共同努力。正如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所说,这是一个“需要责任感的新时代”,每个人都应当认同“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有责任,一种不是勉强接受而是乐于掌握的责任”。

第三,佛教向人类指明了人生追求和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因为救苦救难而产生的,并以救苦救难为唯一目的,否则就是邪教,就是迷信。释迦牟尼创教,就是看到了世间的苦难,毅然抛弃了王子的荣华富贵,积极探索救苦救难的秘方,从而创立了佛教,传播佛法的真谛。

佛法的真谛不是告诉人们如何追求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而是告诉人们人生何求和社会何去。佛教的基本教义是苦、集、灭、道“四谛说”。苦谛是告诉人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逃避世间的苦难,但都可以战胜一切苦难。集谛是告诉人们,世间的一切都是众多因缘集合而成的,没有孤立的存在,众生彼此不能脱离开来,而苦难正是产生于各人的“贪、嗔 、痴”所导致的业报轮回。灭谛是告诉人们,人生的价值在于超越生死轮回,即在于奉献,而不在于获取;在于追求世间的大众安康,而不在于获得个人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道谛告诉人们,“八正道”或“戒、定、慧”三学,是人类前进的方向。用现代人间佛教的话来说,就是以佛陀为标准,做“三好人”: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就是不从消极面上看待事物或他人,以积极、乐观、理性的态度对待和思考一切人或事。做好事,就是做善事,做一切有益于他人和世间大众的事情,而不做有损于他人和众生的事情。说好话,就是不造口业,而是以欣赏、鼓励、赞美的语气对待他人。

如果用最简略的的来概括什么是道谛,就是悲智双运。悲就是同体大悲,对他人和万事万物有同情心、恭敬心,并付诸现实的实践。智就是超越我法二执、超越生死轮回,以利他救众为竟究人生。所谓悲智双运,就是无条件地利乐有情众生,并以利乐众生为人生追求。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所代表的现代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偏袒富人国家的繁荣无法持久,国家经济的成败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而且取决于繁荣的覆盖面,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让所有有意愿的人都有机会走向富裕”。因此,他呼吁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发扬“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共渡难关。

人们可以不信仰佛教,但不能漠视佛教的智慧。这是人类共同面对人生困苦、社会危机时所不可缺少的伟大智慧。这是人类宝贵的文明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本站特约评论员周齐教授:关于经济危机中的佛教作用

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又来了,只要生活跟当今经济活动有关的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有幸免。如果剥去那些直接导引事件,就会发现,其实这是条古老的因果链条,每当人类犯类似的错误,就会自己把脖子伸进这条锁链里。这条锁链变换着花样,但本质却是亘古未变,那就是人类自己的各种贪婪欲望纽结成的绞索。因而自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求对治的办法,各种思想学说,尤其宗教,都有很多理论被作为人类自我约束的原则或信条。

佛教的产生和普及,很大因素就是由于它对治人之贪欲,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个禁欲的宗教并不为过。不过,释迦牟尼被尊为佛,并不是由于消极禁欲而成就,而是由于积极自觉的觉悟,觉悟了导致诸苦的因由,还提供了一种解脱途径。所以,释迦牟尼佛否定苦行,否定消极的逃避,提倡积极修行以求觉悟而得解脱的宗教路线。后来的古圣先贤在禁戒贪嗔痴和完善解脱路径方面又有很多发挥。中国古来认同以佛治心的说法,是有其道理的。所以,对于一些能够亲近佛教的人而言,其教义中会有很多资源可以成为消解欲望积聚的助缘,也就有可能化解由于欲望导致的诸多心病。宗教的社会作用复杂,不同的条件下好坏效果都可能产生,更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药。不过如佛教等历经千百年积淀和历史选择的古老宗教,能够成为世界性宗教,成为有极大普世性价值的宗教,都有消解社会紧张度的一方面作用。在这样的时期,法师们可能就要多辛劳一些,多做一些相关教义的宣讲,多做一些能引发良性因果循环的活动,或许就能多一些机会帮助到有需求的人。佛教寺院也更需要努力树立为一方净土,不仅让急来抱佛脚者有归宿感,也让更多的人能被佛教的价值吸引,让千百年无数大德所积聚的思想智慧精华,福泽到有缘亲近到佛教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及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站特约评论员何建明教授:金融危机?人性危机?!

春节期间回了一趟老家,与近三十年未见的老同学们见面,格外欣喜。他们都是当地的父母官和灵魂工程师,或是远道回家过年的各行业精英。我们除了叙旧,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眼下全世界关注的金融危机。有趣的是,虽说大家都处在金融危机之中,但在我们高谈阔论的县城里,并没有明显感受到金融危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到处都在燃放烟花炮竹,到处都是一片节日的喜庆场面,甚至连老同学们集会所需的酒店包房都很难订上。这哪里象是正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呢?一位父母官同学说,金融要危机,就让它危机好了,我们饭照吃,酒照喝,年照过。大家谈论起发生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各有各的说法,但是没有人对这场金融危机太悲观,即便是在东南沿海做生意的同学,也对目前所遇到的困境不太悲观。

大家对金融危机的不悲观,当然与近几个月来世界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克服金融危机的措施有关,更与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所造就的国强民富的硬实力有关。虽然发生金融危机,国库还是殷实的,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口袋里并不是一贫如洗,从而有了一定程度的抵抗金融危机风险的能力。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真的与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吗?或者说,全球金融危机真的就不是有钱人的危机而只是无钱人的危机吗?

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金融危机的,大都是书斋学者,或者是有安排接待的官方学者,不能说对金融危机没有深入的研究,但不见得有较全面、合理的认识。这次我在回老家过年的路途中亲身感受到一些真实情景,使我对金融危机有一种不同的认识。

从电视、报刊等各种媒体所接受来的信息说,铁路部门对于春节那几天、特别是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的旅客是很照顾的,尽力让归心似箭的旅客们在旅途上同样有过年的感觉,直播春节联欢晚会,有的还免费为顾客提供年夜饺子。可是,我们在沿途中所感受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为了避免买票和出行的困难,我们选择大年三十的晚上乘火车回老家。我们在傍晚六点半吃完年夜饭后乘出租车赶往北京西站,从西三环到西客站的沿途,车辆稀少,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到达西站。西客站进站的旅客明显少于平时,我们于七时许进入软席候车室等待检票上车。候车室进门的接待台上,站着一位值班的服务员,远处的检票口有两三位服务员在交谈着什么。候车室里等车的旅客虽然比平常要少很多,但大部分座位仍有人,大人带着小孩子的不少。进门左侧的茶水吧台,人去台空,只有几盏下垂的吊灯寂静地散发出幽暗的光亮,仿佛诉说着什么。在寂静茶水吧正对面的候车室另一侧,是热闹非凡的超大屏幕广告视频,滚动播放着大半年来一成不变、装腔作势的商业广告。虽然是大年三十的夜晚,但是,你感觉不到一点过年的气氛,只有大屏幕的喇叭传出噪杂的声音,带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检票上车。直到八点三十五分我们检票离开候车室,这里迎接旅客们欢度大年除夕的,就是大屏幕滚动播放的一成不变、装腔作势的商业广告。

这是一趟多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列车组的红旗列车。当晚整趟软席列车十七节车厢只有二十多位旅客,都被安排在一号车厢。大年三十的夜幕虽然早在晚上六时许就已拉下,可是此时的车厢里一片漆黑、阴冷,大家只好背着大包小包,扶老携幼地摸黑着找厢位。直到九时开车前,列车员才打开电源、开启供暖设备。等换完票卡,列车员就彻底消失了。软席车厢平常都有音响和视屏设备,并提供果品和零售服务,今晚是大年三十,一切都停止了,只有车轮在吼叫着向前奔驰。几位小朋友们忍不住寂寞,想找到列车员打开视屏设备,看看春节晚会或是娱乐节目,可是,列车员怎么也找不到了。旅客们就只好在车轮的吼叫声中度过了这难忘的大年三十。在老同学集会时,得知我们全家是在火车上过的大年三十,大家不约而同地问起是否吃到列车服务员提供的免费年夜饺子,我只能说我们这次运气不好,没有感受到铁路系统“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颇有戏剧性的是,我大年初四返回北京打开当日某全国大报,看到一篇专题新闻,正是报道我们大年三十晚上所乘坐列车的那个铁路局,如何在大年三十晚上关照铁路上的值班人员,并为他们提供周到而温馨年夜喜庆大餐。这篇报道的主旨是赞扬这家铁路管理部门的领导在春节期间如何表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至此,我才明白,原来所谓“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企业的服务对象为本,而是以企业自己的员工为本。联想到刚刚过去的石家庄三鹿集团的事例,不能不令人深思。

今天(二月二日)我又从同一份某全国大报中看到一则消息《瑞银集团执意分红引争议》,说的是:瑞士瑞银集团去年因全球金融危机亏损达两百亿瑞郎,瑞士联邦政府为拯救这个全国第一大银行,先后注资六百亿瑞郎。可是,瑞银居然在近日公布2008年度的企业员工分红方案,近八万员工将获得十三亿的红利。由此引起了瑞士乃至国际社会的批评,一位瑞士网民表示“任何一个中小型企业如遇亏损,员工不可能拿到奖金,而大银行却能旱涝保收,羞耻和贪婪几乎找不到尺度衡量!”据悉,这种情况并非瑞银独有。因金融危机遭受重创的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雇员,仍然拿到了一百八十亿红利。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痛心地指出,华尔街的做法“不负责任到了极点,令人感到耻辱”。

确实,正如瑞士网民和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所说,现在的一些企业和企业家,“不负责任到了极点”,使“羞耻和贪婪几乎找不到尺度衡量”。这就是当代人类文明一种最真实的写照!

记得放寒假的前几日,与几位同校的教授餐叙,一位商学教授说到,当前一些企业家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个“人”是企业家?是企业员工?还是所要服务的消费者,甚至是社会大众?于是,一些领导者、企业家找到了他们的利益共同体,就是企业员工,因为这是直接给他们带来财富和效益的“人”。

照此看来,金融危机,与其说是金融的危机,不如说是人性的危机。用佛教的话来说,金融危机实是“我执”与“法执”极端化的危机,就是不懂得“诸法因缘而生”的道理而贪求狭隘的个我之利益的危机,是人性因贪婪而自我羞辱、自我折磨,乃至自我毁灭的危机。因此,解救金融危机,与其解救金融的危机,不如解救人性的危机。如果只是解救当前的金融危机,更大的金融危机还将不断再来。只有自觉地解救人性的危机,用佛法,用宗教来“照见五蕴皆空”、“爱邻人如己”,人类才真正能够逐渐摆脱金融危机。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日,海淀世纪城六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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